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蝉

译注赏

唐虞世南

垂緌(ruí)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。

蝉垂下像帽缨一样的触角吸吮着清澈甘甜的露水，声音从挺拔疏朗的梧桐树枝间传出。

垂緌：古人结在颔下的帽缨下垂部分，蝉的头部伸出的触须,形状与其有些相似。清露：纯净的露水。古人以为蝉是喝露水生活的，其实是刺吸植物的汁液。流响：指连续不断的蝉鸣声。疏：开阔、稀疏。

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。

蝉声远传是因为蝉居在高树上，而不是依靠秋风。

藉：凭借。

诗人笔下的蝉是人格化了的蝉。三、四句借蝉抒情：品格高洁者，不需借助外力，自能声名远播。首句“垂緌饮清露”，“緌”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，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，形状好像下垂的冠缨，故说“垂緌”。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，栖高饮露，故说“饮清露”。这一句表面上是写蝉的形状与食性，实际上处处含比兴象征。“垂緌”暗示显宦身份（古代常以“冠缨”指代贵宦）。这显贵的身份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，是和“清”有矛盾甚至不相容的，但在作者笔下，却把它们统一在“垂緌饮清露”的形象中了。这“贵”与“清”的统一，正是为三四两句的“清”无须藉“贵”作反铺垫，笔意颇为巧妙。次句“流响出疏桐”写蝉声之远传。梧桐是高树，着一“疏”字，更见其枝干的高挺清拔，且与末句“秋风”相应。“流响”状蝉声的长鸣不已，悦耳动听，着一“出”字，把蝉声传送的意态形象化了，仿佛使人感受到蝉声的响度与力度。这一句虽只写声，但读者从中却可想见人格化了的蝉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。有了这一句对蝉声远传的生动描写，三四两句的发挥才字字有根。 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，这是全篇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。它是在上两句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诗的议论。蝉声远传，一般人往往以为是藉助于秋风的传送，诗人却别有会心，强调这是由于“居高”而自能致远。这种独特的感受蕴含一个真理：立身品格高洁的人，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（例如权势地位、有力者的帮助），自能声名远播，正像曹丕在《典论。论文》中所说的那样，“不假良史之辞，不托飞驰之势，而声名自传于后。”这里所突出强调的是人格的美，人格的力量。两句中的“自”字、“非”字，一正一反，相互呼应，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，表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。唐太宗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“五绝”（德行、忠直、博学、文词、书翰），诗人笔下的人格化的“蝉”，可能带有自况的意味吧。沈德潜说：“咏蝉者每咏其声，此独尊其品格。”（《唐诗别裁》）这确是一语破的之论。清施补华《岘佣说诗》云：“三百篇比兴为多，唐人犹得此意。同一咏蝉，虞世南‘居高声自远，端不藉秋风’，是清华人语；骆宾王‘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’，是患难人语；李商隐‘本以高难饱，徒劳恨费声’，是牢骚人语。比兴不同如此。”这三首诗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，由于作者地位、遭际、气质的不同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，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，本诗与骆宾王的《在狱咏蝉》，李商隐的《蝉》成为唐代文坛“咏蝉”诗的三绝。

咏物 , 寓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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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柳枝词九首

译注赏

唐刘禹锡

塞北梅花羌(qiāng)笛吹，淮南桂树小山词。

塞北的《梅花落》用羌笛吹奏，楚辞《招隐士》是淮南小山作词。

杨柳枝：此调本为隋曲，与隋堤有关。传至开元，为唐教坊曲名。白居易翻旧曲为新歌，时人相继唱和，亦七言绝句。梅花：指汉乐府横吹曲中的《梅花落》。桂树：指西汉淮南王刘安的门客小山作的《招隐士》，其首句为“桂树丛生兮山之幽”。

请君莫奏前朝曲，听唱新翻杨柳枝。

请君不要再演奏前朝的歌曲，来听听演唱新创作的《杨柳枝》。

翻：改编；一说演奏。

南陌东城春早时，相逢何处不依依？

城南小路城东郊外，正值早春到来之时，过往行人相逢会面何处没有杨柳依依？

南陌：城南的小路。陌，小路。春早时：早春时期。

桃红李白皆夸好，须得垂杨相发挥。

桃花艳红李花洁白人都称赞，这美景还须杨柳助力。凤阙轻遮翡翠帏，龙墀遥望麴尘丝。翡翠帷帘轻轻遮掩着宫门，宫里人在宫殿台阶上遥望御河边的杨柳丝。

桃红李白：桃花艳红，李花洁白。凤阙(quē)轻遮翡翠帏(wéi)，龙墀(chí)遥望麴(qū)尘丝。凤阙：指长安城的宫阙。龙墀：皇家宫殿上的台阶。一作“龙池”。麴尘丝：指柳条，柳丝。麴尘，淡黄色。柳叶呈鹅黄色，故称。

凤阙轻遮翡翠帏，龙池遥望麴尘丝。

御河水面上人面杨柳互相辉映，使长安城里的少年几欲抓狂。

御沟：流经皇宫中的渠流。

御沟春水相晖映，狂杀长安少年儿。

金谷园中群莺乱飞，铜驼陌上春风吹拂。

金谷园：指晋石崇于洛阳金谷涧中所筑的园馆，泛指富贵人家的豪华园林。铜驼：即铜驼街，因洛阳城汉时铸造两只铜铸骆驼而得名，洛阳繁华游冶之地。亦有借指闹市者。此代指洛阳。

金谷园中莺乱飞，铜驼陌上好风吹。

城中的桃花李花一会儿就凋谢了，怎么那垂杨柳没有时限的束缚？

须臾：表示一段很短的时间，片刻之间。

城东桃李须臾(yú)尽，争似垂杨无限时？

花萼楼前杨柳初种时节，美人在楼上与它比试腰肢。

花萼楼：唐玄宗于兴庆宫西南建花萼相辉之楼，简称花萼楼。腰支：即腰肢，指腰身，身段，体态。

花萼楼前初种时，美人楼上斗腰支。

如今柳条被抛掷在长街上，枝叶露珠如泪不知怨恨谁？

如今抛掷长街里，露叶如啼欲恨谁？

隋炀帝的行宫在汴水一侧几株残柳配不上明媚的春色。

炀帝：即隋炀帝杨广（569～618）。汴水：汴河，隋炀帝时期开凿的大运河。

炀帝行宫汴(biàn)水滨，数株残柳不胜春。

晚风吹起柳絮像雪花飞舞，飞进宫墙里去却不见人迹。

晚来风起花如雪，飞入宫墙不见人。

宫前小路京城东门杨柳轻拂，垂下金色丝缕千万条。

御陌：都城的街道。青门：即汉代长安城的东南门，因门色青，呼为青门。一作“东门”。

御陌青门拂地垂，千条金缕万条丝。

现在把柳条打成同心结，拿来送给远行的人，他知道不知道？

绾：旋绕打结。

如今绾(wǎn)作同心结，将赠行人知不知？

城外春风吹动酒店旗帜，行人告别已是夕阳西下之时。

挥袂：挥手告别。日西时：黄昏。

城外春风吹酒旗，行人挥袂(mèi)日西时。

长安道上华美树木数不胜数，只有杨柳寄托相思别离。

唯有：只有。绾：系念，挂念。一作“管”。

长安陌上无穷树，唯有垂杨绾别离。

柳条轻盈袅娜有美好的年华，舞榭和妆楼处处在她的遮掩下。

袅娜：柔软细长貌。

轻盈袅娜(nuó)占年华，舞榭(xiè)妆楼处处遮。

春天到头柳絮飞扬留不住，随风好好飞去，不知落到谁家？

春尽絮飞留不得，随风好去落谁家？

《杨柳枝词九首》都是咏杨柳之作。其将杨柳之体态、风韵、情思以及与杨柳有关的故事与习俗均巧妙地运用于咏杨柳中，且诗歌含情宛转，风情宛然，声韵和谐，流丽而多韵味，使人咏之而兴味不尽。组诗首篇是全组诗的序曲，劝人听诗人改编的新曲，表明了诗人一贯持有的发展创新观念。首句提到汉乐府横吹曲中的《梅花落》曲，次句讲的是《楚辞》中的《招隐士》篇。《梅花落》曲原出塞北，歌咏梅花，《招隐士》出自淮南王门下，屡屡咏及桂树，它们与《杨柳枝词》（咏柳）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，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，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《杨柳枝词》相比。接着指出《梅花落》《招隐士》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，不要再奏了，现在还是听改旧翻新的《杨柳枝词》吧。《折杨柳》原来也是乐府旧曲。乐府横吹曲中有《折杨柳》曲，鼓角横吹曲中有《折杨柳歌辞》《折杨柳枝词》，相和歌辞中有《折杨柳行》，清商曲辞中有《月节折杨柳歌》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，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。唐代不少文人所作《杨柳枝词》，从白居易、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、温庭筠、薛能等的许多作品，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，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，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。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，七绝尤多。《乐府诗集》都编入近代曲辞，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。从第二首开始，每首诗都紧扣“杨柳”二字来发挥。其中既有对民间风物的描写，也有咏怀古迹之作。第二首言大千世界万象纷纭，各具其理又相互依存。第三首写长安少年春游，杨柳为之增色助兴。第四首赞美杨柳生机蓬勃，洛阳名士雅集，杨柳长助风情。第五首写杨柳的前后境遇不同，以杨柳依人而易衰，喻人之依附富贵不求自立，终难长久。第六首是怀古诗，以杨柳见证隋之兴亡，言世事无常之意；同时借隋炀帝荒淫亡国的教训，向唐朝统治者敲响警钟。第七首以杨柳寄托怀人相思之情。第八首言杨柳最知人间别离之事，借写离别以咏杨柳多情；全诗运用写意式的笔法简练地勾勒出一幅“风吹旗动”、“夕阳西下”、“折柳送别”的优美画面，围绕自古就开始表达的“惜别”主题，创造出恬静、淡远而有情深的美妙意境。第九首写杨柳的盛衰变化，借杨花柳絮喻漂泊之感；后二句写春尽絮飞，随风飘逝，深寓讽喻之意。这九首诗直接用民歌曲调创作，保持了纯正的民歌风味，提高了民歌的艺术水平，既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，又谐音合律便于传唱，使雅俗互补，相得益彰，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。这正是刘禹锡追求的效法屈原的创作目标。由于长期的贬谪生活，刘禹锡有机会接触到湘沅巴蜀的民歌民谣。《旧唐书》本传云“禹锡在朗州十年，唯以文章吟咏，陶冶性情。蛮俗好巫，每淫辞鼓舞，必歌俚辞。禹锡或从事于其间，乃依骚人之作，为新辞以教巫祝。故武陵溪洞间夷歌，率多禹锡之辞也”。在唐代，如此认真地学习民歌并取得卓越成绩的，刘禹锡首屈一指。

寓理 , 抒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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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永嘉绿嶂山

译注赏

南北朝谢灵运

裹(guǒ)粮杖轻策，怀迟上幽室。

准备好食物拿起手杖，蜿蜒曲折的爬上风景清幽之地。

裹粮：准备好食物。仗轻策：拿起轻便的手杖。怀迟：犹逶迤，迂回曲折貌。幽室：石室，山洞。此指风景清幽之地。

行源径转远，距陆情未毕。

沿着小路向溪流的源头越走越远，到了上岸的地方沿溪而游的兴致还十分浓厚。

行源：溯流而上，向溪流的源头前进。径：小路。距陆：到上岸处。情未毕：意谓沿溪而游的兴致还十分浓厚。

澹(dàn)潋(liàn)结寒姿，团栾(luán)润霜质。

水波微微动荡的样子凝结成孤寒的姿色，竹子经霜愈见青翠光润。

澹潋：水波微微动荡的样子。结：凝结。团栾：犹檀栾。竹秀美貌，这里指代竹。润霜质：谓竹性耐寒，经霜愈见青翠光润。

涧(jiàn)委水屡(lǚ)迷，林迥(jiǒng)岩逾密。

涧水弯曲故屡屡不辨水流的去向，丛林深远岩石也越来越密。

涧委：涧水弯曲。水屡迷：谓因为涧流弯曲，故屡屡不辨水流的去向。林迥：丛林深远。

眷(juàn)西谓初月，顾东疑落日。

朝西看密林中漏下的落日余光斑斑驳驳令人怀疑可能已是夜晚，再向东看，岩壁上隐现出昏黄的月色，又使他怀疑是夕阳正在沉落。

眷：眷顾，细细观看。顾：回顾，回头看。

践夕奄昏曙(shǔ)，蔽(bì)翳(yì)皆周悉。

从早到晚，一会儿就过去了，山岩和林木的最隐蔽幽深之处都已经完全熟悉了。

奄昏曙：谓从早到晚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蔽翳：指山岩和林木的最隐蔽幽深之处。周悉：完全熟悉。

蛊(gǔ)上贵不事，履二美贞吉。

虽然身在仕途，但却不为所累，在永嘉太守任上游玩其乐无穷，人能守正道而不自乱则吉。

蛊上：指《易经·蛊卦》上九。句用《易·蛊》“上九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”之意，意谓虽然身在仕途，但却不为所累。履二：指《易经·履卦》九二。此句用《易·履》“九二，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”之意，说明在永嘉太守任上优游的乐趣。贞吉：谓人能守正道而不自乱则吉。

幽人常坦步，高尚邈难匹。

我自己经常安然地步行，都难以与绵邈的高尚相匹敌。

幽人：指隐者，诗人自称。坦步：安然地步行。

颐(yí)阿竟何端，寂寂寄抱一。

颐阿之间本来相差很远，但在老子看来，却并没有多少区别。

颐阿：应诺与呵责，指善良与罪恶。或谓颐阿即伊我，你我之间，借指不事王侯的隐士和凡夫俗子。何端：有何区别。这句意谓颐阿之间本来相差很远，但在老子看来，却并没有多少区别。寄抱一：将思想感情寄托于玄理。抱一，道家谓专精固守不失其道。一，指道。

恬如既已交，缮(shàn)性自此出。

恬静和智慧既然已经有了，涵养本性就是从此处变现出来的。

恬如：恬静和智慧。缮性：即涵养本性之意。

公元422年（永初三年），谢灵运被降职外放永嘉任太守。诗人在郡不理政务，恣情遨游山水。每游一处，必有诗篇记胜。这首诗即是其一。据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说：“（永嘉）西北二十里有青嶂山，上有大湖，澄波浩渺，一名七峰山。”此青嶂山，似即绿嶂山。谢灵运的山水诗多采取纪游的写法。其章法结构，大抵是先纪游，继写景，最后兴情悟理。此诗即采取这种井然的推展次序。起首二句，写他出发前的准备和启程情况。诗人携带足够的干粮，拄着轻便的手杖，兴致勃勃地启程了。他沿着逶迤起伏的山路徐行而上，要攀登那风景清幽奇险的高峰。“怀迟”，与威夷、逶随、逶迤等词通。“幽室”，风景清幽之处，指绿嶂山。灵运是一位旅行家、冒险家。他所选择的风景，不是那些寻常易见的田园或低丘浅流，他对山水的欣赏，不像陶渊明那样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悠闲眺望为满足。他总是以高山深谷为目标，欲求人所未见的幽景奇观。这两句的“裹粮”和“杖策”，就表明了这次旅游路程之遥远险阻，也流露出诗人寻幽探胜的极大热忱。灵运诗这种在开篇记游时即表现出的欣喜向往之情，往往能使人一开卷就引起感情的共鸣。次二句，写他溯流而上，向溪涧的源头前进；到了上岸处，兴致仍然十分浓厚。这是全诗的第一个层次，即纪游。轻快灵动的诗句，已引领读者步入佳境。以下八句，即依照游历次序，描绘途次的风景。诗人循溪畔步游，但见溪边水波澹澹，并在山湾处汇集，凝成了一个澄碧的深潭。潭上烟雾弥漫，使他感觉凛然生寒。环视溪潭岸上，修竹环合，摇曳风中，虽经秋霜之冻，愈见得青翠光润，葱郁可人，显出坚贞的品质。“团栾”亦作“檀栾”，形容竹的形貌之词。“寒姿”指水，“霜质”谓竹。诗人沿着溪潭继续游赏，遥看涧流弯弯曲曲，像蛇一样蜿蜒而去，使他难以辨明流水的去向。举目望去，山林伸向远方，那山岩也随着林子延伸，越到远处，看起来岩层越密。诗人置身在这无边无际的深碧苍翠之中，已经不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。他朝西看，密林中漏下的落日余光斑斑驳驳，令人怀疑可能已是夜晚，明月初升了。再向东看，岩壁上隐现出昏黄的月色，又使他怀疑是夕阳正在沉落。灵运写山水景色，最擅长实景实写，细腻刻画。正如王夫之所评：“取景则于击目经心，丝分缕合之际，貌固有而言之不虚”（《古诗评选》卷五）。这六句，从视觉、触觉、感觉、错觉多方面着笔，准确地表现出深山大壑中密林幽涧的气象，又利用浅深、明暗、远近的对比，显示了山水的繁复、曲折，阴暗、清冷，造成一种幽深、神秘、变幻莫测的境界。如此神秘幽异的原始山林景色，是前人所未见到也未写过的。灵运写山水，为了达到“情必极貌以写物”的目标，便力求“辞必穷力而追新”，以新的语言词眼表达新奇的意象。这几句中的“委”与“迥”，“屡迷”与“逾密”，状景异常精细逼真。“澹潋结寒姿，团栾润霜质”一联，在上下句之中造设“澹潋”、“团栾”两个叠韵词对偶，造成听觉上整齐铿锵的韵律感；而“结”与“润”两个动词，分置于句中第三字的中间位置，构成“句中眼”，更使景物呈现出活泼的生气与清新的韵致，显出诗人的匠心巧思。“践夕”二句，总揽一笔，说自己在深山中只顾赏玩幽景，忘却了时间的推移，不觉中，已从早上游到了黄昏。而岩林最幽深最隐蔽的地方，也都游历到了，以上是第二层次，诗人以其丽情密藻铺叙景物，形成了全篇最精采的部分。 “蛊上”以下八句，是第三层次，即兴情悟理。这一部分写得较为枯燥，下面略作解释。“蛊上”，谓蛊卦上九。《周易·蛊》说：“上九，‘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’”“履二”，谓履卦九二。《周易·履》说：“九二，‘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。’”“贵”、“美”都是主张、赞赏之意。“幽人”和“高尚”两句紧承上两句，进而抒发情怀，说凡隐逸之人，都是心怀坦荡，安行无碍，这种高尚之风，高远之趣，真是举世无双的了。读者不难发现，灵运这里已是以“幽人”自居了。“颐阿”，应答之声；“何端”，即何由。这一句意思说：我身心都沉浸在阒无人迹的山林之中，再也无由听到謦欬之声了。“寂寞”句，同样出于《老子》：“圣人抱一为天下式”、“载营魄，抱一能无离。”“一”是道或大全的意思，抱一就是守道。这句说：我只能在寂寞中把思想感情寄托于老庄玄理，安性守道。结尾一联，上句的“如”字，应作“知”。《庄子·缮性篇》说：“古之治道者，以恬养知，生而无以知为也，谓之以知养恬。知与恬交相养，而和理出其性。”其大意是说，知识是有害的，要追求“大道”，就必须恬静无为，任其自然，摒弃知识。而摒弃知识，才是真正的“知”。恬静无为养育了这个“知”，而这个“知”又反过来养育了恬静无为。二者“交相养”、相互促成，人性中就产生了“和理”（指至为纯粹平和的精神境界）。这个方法，就是“缮性”。缮是“治”的意思，治性，亦即养性之意。灵运在这里说，在此自然的环抱中，他感到自己已经达到了“恬知交相养”的境界，从此可以去讲究养生之道了。这首诗虽然多了一个语言晦涩乏味的“玄言尾巴”，但它不仅模山范水方面极为生动、清新，而且对于游历的过程、时间，地点、心情，都交待得明白清晰，表现出一种登涉之趣。因此，读者读这首诗，仍然会在不知不觉中跟随着诗人攀岩泛流，徜徉于山光水色之中，从而获得与大自然交感会通的审美上的愉悦。

纪游 , 写景 , 山水 , 寓理

蹇叔哭师

译注赏

先秦左丘明

冬，晋文公卒。庚(gēng)辰，将殡(bìn)于曲沃。出绛，柩(jiù)有声如牛。卜偃(yǎn)使大夫拜，曰：“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，击之，必大捷焉。”

冬天，晋文公去世了。十二月十日，要送往曲沃停放待葬。刚走出国都绛城，棺材里发出了像牛叫的声音。卜官郭偃让大夫们向棺材下拜，并说：“国君要发布军事命令，将有西方的军队越过我们的国境，我们袭击它，一定会获得全胜。”

殡：停丧。曲沃：晋国旧都，晋国祖庙所在地，在今山西闻喜。绛：晋国国都，在今山西翼城东南。柩：装有尸体的棺材。卜偃：掌管晋国卜筮的官员，姓郭，名偃。大事：指战争。古时战争和祭祀是大事。

杞(qǐ)子自郑使告于秦曰：“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，若潜师以来，国可得也。”穆公访诸蹇(jiǎn)叔。蹇叔曰：“劳师以袭远，非所闻也。师劳力竭，远主备之，无乃不可乎？师之所为，郑必知之。勤而无所，必有悖(bèi)心。且行千里，其谁不知？”公辞焉。召孟明、西乞、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。蹇叔哭之曰：“孟子！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。”公使谓之曰：“尔何知！中寿，尔墓之木拱矣！”

秦国大夫杞子从郑国派人向秦国报告说：“郑国人让我掌管他们国都北门的钥匙，如果悄悄派兵前来，就可以占领他们的国都。”秦穆公向秦国老臣蹇叔征求意见。蹇叔说：“让军队辛勤劳苦地偷袭远方的国家，我从没听说有过。军队辛劳精疲力竭，远方国家的君主又有防备，这样做恐怕不行吧？军队的一举一动，郑国必定会知道。军队辛勤劳苦而一无所得，一定会产生叛逆念头。再说行军千里，有谁不知道呢？”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意见。他召见了孟明视，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位将领，让他们从东门外面出兵。蹇叔哭他们说：“孟明啊，我看着大军出发，却看不见他们回来了！”秦穆公派人对蹇叔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？要是你蹇叔只活个中寿就去世的话，你坟上的树都有两手合抱一般粗了（你现在离中寿都过去多少年了，早已昏聩）。”

西师：西方的军队，指秦军。过轶：越过。杞子：秦国大夫。掌：掌管。管，钥匙。潜：秘密地。国：国都。访：询问，征求意见。远主：指郑君。勤：劳苦。无所：一无所得。悖心：违逆之心，反感。孟明：秦国大夫，姜姓，百里氏，名视，字孟明。秦国元老百里奚之子。西乞：秦国大夫，字西乞，名术。秦国元老蹇叔之子。白乙：秦国大夫，字白乙，名丙。秦国元老蹇叔之子。这三人都是秦国将军。中寿：有两种解释。1.参见中寿。2.中等年纪。不管哪种解释，就句意，均为秦穆王讽刺蹇叔现已年老昏聩，要是你蹇叔只活个差不多就去世的话，你坟上的树都有两手合抱一般粗了。拱：两手合抱。

蹇叔之子与师，哭而送之，曰：“晋人御师必于崤(xiáo)，有二陵焉。其南陵，夏后皋(gāo)之墓地；其北陵，文王之所辟风雨也，必死是间，余收尔骨焉？秦师遂东。

蹇叔的儿子跟随军队一起出征，他哭着送儿子说：“晋国人必定在崤山抗击我军，崤有两座山头。南面的山头是夏王皋的坟墓，北面的山头是周文王避过风雨的地方。你们一定会战死在这两座山之间，我到那里收拾你的尸骨吧。”于是秦国军队东行。

崤：山名，在今河南洛宁西北。陵：大山。崤山有两陵，南陵和北陵，相距三十里，地势险要。夏后皋：夏代君主，名皋，夏桀的祖父。后：国君。尔骨：你的尸骨，焉：在那里。

蹇叔的论战之道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称道，被奉为“知己知彼”的楷模。然而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正确意见。秦穆公利令智昏，一意孤行，执意要派孟明视（百里奚的儿子）、白乙丙、西乞术（蹇叔的两个儿子）三帅率部出征。蹇叔实际上已失去进谏的正常渠道，但他仍然不放弃努力——以“哭师”的形式来进谏，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次袭郑的必然结果。在送别秦国出征之师的时候，痛哭流涕地警告官兵们说：“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，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，我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。”“哭师”召来了秦伯的诅咒、辱骂，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，但是蹇叔继续进谏——以“哭子”的形式来进谏，准确地指出晋国“必御师于崤”。想通过“哭子”的形式再次使自己的意见传导给国君。文中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预见有如先知，料事真如神，秦军后来果然在崤山大败而归，兵未发而先哭之，实在是事前就为失败而哭，并非事后诸葛亮。郭偃托言的所谓“君命大事”，不过是个借口，人们根据经验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，乘虚而入，乱而取之，是战争中常用的手法。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，如果不具备这种经验和头脑，应当属于不称职之列。从蹇叔一方看，他作为开国老臣，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，不可能在非常时刻没有防备，因此，此时出征无异于自投罗网。秦穆公急欲扩张自己势力的心情，导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的错误，违反了“知己知彼”这个作战的基本前提。敌手早有防备，以逸待劳，必定获胜；劳师远袭，疲惫不堪，没有战斗力，必定惨败。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略地的心情太急切了，以至连常识都顾不上，当然是咎由自取。马有失前蹄的时候，人也有过失的时候，而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，则是不可宽恕的。利令智昏而犯常识性的错误，更是不可宽恕。再说，当初秦国曾与晋国一起企图消灭郑国，后来又与郑国订立盟约。此时不仅置盟约不顾，就连从前的同伙也成了觊觎的对象。言而无信，自食其言，不讲任何道义、仁德，这同样应当遭天谴，遭惩罚。当人心目中没有权威之时，便没有了戒惧；没有了戒惧，就会私欲急剧膨胀；私欲急剧膨胀便会为所欲为，无法无天。春秋的诸侯混战，的确最充分地使人们争权夺利的心理。手法、技巧发挥到了极致，也使命运成了最不可捉模和把握的东西。弱肉强食是普遍流行的无情法则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泱泱大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，区区小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起来。由此可见，“先知”是没有的；而充满睿智并富有经验者，往往被人们认为是“先知”。这篇文章虽短，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《左传》的叙事特色，即情节曲折多变，行文起伏跌宕，叙述有条不紊。文章以秦国老臣蹇叔谏阻、哭师、哭子为线索，复以秦穆公拒谏、诅咒相间其中，使全文在结构上起伏有致、曲折多变。其次，这篇文章在塑造形象上也充分体现出《左传》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刻划人物性格，将人物与情节结构融为一体的特色。这篇文章虽短，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成先见、忧国虑远的老臣形象和一个刚愎自用、利令知昏的君主形象。两个形象一明一暗，一显一隐，然而又相互映衬，相得益彰。俗话说，姜是老的辣。蹇叔虽老，但仍不失足智多谋、思深虑远。

古文观止 , 历史 , 故事 , 寓理

臧哀伯谏纳郜鼎

译注赏

先秦左丘明

夏四月，取郜(ɡào)大鼎(dǐng)于宋，纳于大(tài)庙，非礼也。

夏四月，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，放进太庙，这是不符合礼仪的。

郜：国名，姬姓，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一个庶子，春秋时为宋国所灭，其故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。鼎：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，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，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，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。宋：国名，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，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，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、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。大庙：即太庙，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。

臧哀伯谏曰：“君人者，将昭德塞违，以临照百官；犹惧或失之，故昭令德以示子孙。是以清庙茅屋，大路越席，大羹不致，粢食不凿，昭其俭也；衮冕黻珽，带裳幅舄，衡紞纮綖，昭其度也；藻率鞞鞛，鞶厉游缨，昭其数也；火龙黼黻，昭其文也；五色比象，昭其物也；钖鸾和铃，昭其声也；三辰旂旗，昭其明也。夫德，俭而有度，登降有数。文物以纪之，声明以发之，以临照百官，百官于是乎戒惧，而不敢易纪律。今灭德立违，而置其赂器于大庙，以明示百官。百官象之，其又何诛焉？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；官之失德，宠赂章也。郜鼎在庙，章孰甚焉？武王克商，迁九鼎于雒邑，义士犹或非之，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。其若之何？”公不听。

臧哀伯规劝桓公说：“作百姓君主的人，要发扬德行，堵塞违礼的行为，以便监察百官，就这样还怕有不足之处，还要显示各种美德以传示子孙。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，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，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，黍稷、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，这些是为了显示节俭。祭祀的礼服、礼冠，蔽膝、大圭，腰带、裙子、绑腿、靴子、冠上的横簪、冠旁的填绳、系冠的带子、冠顶的盖版，这些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。玉垫、刀饰、革带、带穗、旌旗上的飘带、马颈上的革带，这些是为了显示数量上的差别。礼服上火形、龙形、斧形、弓形等花纹，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。用五色绘出各种图象来装饰器物服饰，这是为了显示器物物色的差别。马铃、大小车铃、旗铃，是为了显示声音节奏，旌旗上画的日、月、星辰，是为了显示光明。所谓德行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，事物的增减都有一定的数量，并用纹彩和颜色加以标志，用声音和光亮加以表现，以此来监察百官，百官这才警戒畏惧，而不敢违反法度。现在君王毁灭德行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，把别国贿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。百官都来效法，君王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？国家的衰败，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。官吏丧失德行，则是由于国君宠爱和贿赂风行的原故。郜鼎放在鲁国的太庙，还有比这更公开的贿赂吗？武王打败殷商，将九鼎搬到王城，义士尚有批评他的，更何况将标志违礼作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，又该怎么样呢？”桓公不听。

是以清庙茅屋，大路越(yuè)席，大(tài)羹(gēng)不致，粢(zī)食不凿，昭其俭也；衮(ɡǔn)冕(miǎn)黻(fú)珽(tǐnɡ)，带裳(chánɡ)幅舄(xì)，衡紞(dǎn)纮(hónɡ)綖(yán)，昭其度也；藻率鞞(bǐnɡ)鞛(běnɡ)，鞶(pán)厉游缨，昭其数也；火龙黼(fǔ)黻(fú)，昭其文也；五色比象，昭其物也；钖(yánɡ)鸾(luán)和铃，昭其声也；三辰旂(qí)旗，昭其明也。

《臧哀伯谏纳郜鼎》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”并“纳于大庙”这件事的“非礼”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是礼呢？礼的范畴极其广泛，内容极其复杂，但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本书《郑庄公戒饬守臣》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：“礼，经国家，定社稷，序人民，利后嗣者也。”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，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、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，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。所以，删改《春秋》的孔夫子才说：“不学礼，无以立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；君子“约之以礼”《论语·雍也》）；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；“为国以礼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；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；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……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，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，向他“发表”这篇谏辞了；也就不难理解《臧哀伯谏纳郜鼎》一开始就说，鲁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，纳于大庙，非礼也”了。臧哀伯这篇谏辞，并不先说鲁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，纳于大庙”这件事如何不对，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，首先提出“君人者”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“昭德塞违，以临照百官”；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，连用七个排比句，从七个方面，即“昭其俭”、“昭其度”、“昭其数”、“昭其文”、“昭其物”、“昭其声”、“昭其明”，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；然后，话锋一转，才落到桓公“纳郜鼎”这件“灭德立违”的事情上来。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，还用周武王克商后“迁九鼎于雒邑”招来“义士”非议的历史教训，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“灭德立违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。这篇谏辞如此行文，不仅条理清楚，层次分明，结构谨严，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，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。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，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，那也是行文的需要，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。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，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，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。因此，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，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，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，去感悟，抛弃其“封建性糟粕”，吸取其“民主性精华”。可以肯定地说，“君人者，将昭德塞违，以临照百官”，“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；官之失德，宠赂章也”云云，直到今天，其“合理内核”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。

古文观止 , 劝谏 , 寓理

墨池记

译注赏

宋曾巩

临川之城东，有地隐然而高，以临于溪，曰新城。新城之上，有池洼(wā)然而方以长，曰王羲(xī)之之墨池者，荀伯子《临川记》云也。羲之尝慕张芝，临池学书，池水尽黑，此为其故迹，岂信然邪？

临川郡城的东面，有一块地微微高起，并且靠近溪流，叫做新城。新城上面，有个池子低洼呈长方形，说是王羲之的墨池，这是荀伯子《临川记》里说的。

临川：临川：宋朝的抚州临川郡(今江西省临川市)。隐然而高：微微地高起。隐然：不显露的样子。临：从高处往低处看，这里有“靠近”的意思。洼然：低深的样子。方以长：方而长，就是长方形。王羲之：字逸少，东晋人，官至右军将军，会稽内史，世称王右军。他是古代有名的大书法家，世称“书圣”。苟伯子：南朝宋人，曾任临川内史。张芝：东汉末年书法家，善草书，世称“草圣”。信然：果真如此。邪：吗，同“耶”。方：当……时。

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，而尝极东方，出沧海，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；岂其徜(cháng)徉(yáng)肆(sì)恣(zì)，而又尝自休于此邪？羲之之书晚乃善，则其所能，盖亦以精力自致者，非天成也。然后世未有能及者，岂其学不如彼邪？则学固岂可以少哉，况欲深造道德者邪？

羲之曾经仰慕张芝“临池学书，池水尽黑”的精神，(现在说)这是羲之的(墨池)遗址，难道是真的吗？当羲之不愿勉强做官时，曾经游遍东方，出游东海，在山水之间使他的心情快乐。莫非他在尽情游览时，曾在这里停留过？羲之的书法，到晚年才特别好。那么他能达到这步，大概也是靠他自己的精神和毅力取得的，并不是天生的。但是后代没有能够赶上他的人，是不是后人学习下的功夫不如他呢？那么学习的功夫难道可以少下吗？何况想在道德修养上深造的人呢？

强以仕：勉强要(他)作官。极东方：游遍东方。极，穷尽。出沧海：出游东海。沧海，指东海。娱其意：使他的心情快乐。岂有：莫非。徜徉肆恣：尽情游览。徜徉，徘徊，漫游。肆恣，任意，尽情。休：停留。书：书法。晚乃善：到晚年才特别好。所能：能够达到这步。盖：大概，副词。以精力自致者：靠自己的精神和毅力取得的。致，取得。天成：天然生成。及：赶上。岂其学不如彼邪：是不是他们学习下的功夫不如王羲之呢？岂，是不是，表示揣测，副词。学，指勤学苦练。则学固岂可以少哉：那么学习的功夫难道可以少下吗？则，那么，连词。固，原来，本。岂，难道，表示反问，副词。深造道德：在道德修养上深造，指在道德修养上有很高的成就。

墨池之上，今为州学舍。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，书‘晋王右军墨池’之六字于楹(yíng)间以揭之。又告于巩曰：“愿有记”。推王君之心，岂爱人之善，虽一能不以废，而因以及乎其迹邪？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？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，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！

墨池的旁边，现在是抚州州学的校舍，教授王盛先生担心墨池不能出名，写了“晋王右军墨池”六个字挂在屋前两柱之间，又请求我说：“希望有一篇(墨池)记。”推测王先生的用心，是不是喜爱别人的优点，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让它埋没，因而推广到王羲之的遗迹呢？莫非也想推广王羲之的事迹来勉励那些学员吧？一个人有一技之长，就能使后人像这样尊重他；何况那些品德高尚、行为端庄的人，遗留下来令人思慕的美好风范，对于后世的影响那就更不用说了！

州学舍：指抚州州学的校舍。教授：官名。宋朝在路学、府学、州学都置教授，主管学政和教育所属生员。其：指代墨池。章：通“彰”，显著。楹间：指两柱子之间的上方一般挂匾额的地方。楹，房屋前面的柱子。揭：挂起，标出。推：推测。一能：一技之长，指王羲之的书法。不以废：不让它埋没。因以及乎其迹：因此推广到王羲之的遗迹。推：推广。学者：求学的人。夫：语气词，放在句首，表示将发议论。尚之如此：像这样尊重他。尚，尊重，崇尚。仁人庄士：指品德高尚、行为端庄的人。遗风余思：遗留下来令人思慕的美好风范。余思，指后人的怀念。余，也是“遗”的意思。被于来世：对于后世的影响。被，影响。何如哉：会怎么样呢？这里是“那就更不用说了”的意思。

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，曾巩记。

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，曾巩作记。

名为《墨池记》，着眼点却不在"池“，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，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，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。文章以论为纲，以记为目，记议交错，纲目统一，写法新颖别致，见解精警，确是难得之佳作。本文意在写论，但发议之前，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。否则，议论使无所附丽，显得浮泛，失之空洞说教。如记之过详，又会喧宾夺主，湮没题旨。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，略记详论的办法，以突出文章的题旨。开头，大处落笔，以省险的笔墨，根据荀伯子《临川记》所云，概活了墨他的地理位置、环境和状貌： “临川之城东，有地隐然而高，以临于溪，曰新城。新城之上，有池洼然而方以长”。同时，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，"临池学书，池水尽黑"的传说，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。其实，有关墨池的传说，除《临川记》所述之外，还有诸种说法，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，不在于记池，所以皆略而未提。文辞之简约，可谓惜墨如金。对于墨他的记叙，虽要言不烦，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。接着文章由物及人，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。据《晋书》记载，骠骑将军王述，少时与羲之齐名，而羲之甚轻之。羲之任会稽内史时，述为杨川刺史，羲之成了他的部属。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，羲之以之为耻，遂称病去职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。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，作者只以"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"一语带过，略予交代，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，纵情山水的行踪：“尝极东方，出沧海，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，岂有徜徉恣肆，而又尝自休于此邪？”这一段简略追述，也至关重要。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、脱尘超俗的思想，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，不能不提。从结构上讲，"又尝自休于此邪"一语，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，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，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。随后，在记的基础上，文章转入了议：“羲之之书晚乃善，则其所能，盖亦以精力自致者，非天成也。”虞和《论书表》云：“羲之书在始末有奇，殊不胜庾翼，迨其末年，乃造其极。尝以章草书十纸，过亮，亮以示翼。翼叹服，因与羲之书云：‘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，过江亡失，常痛妙迹永绝。忽见足下答家兄书，焕若神明，顿还旧观'。”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"草圣"张芝并驾齐驱，可见"羲之之书晚乃成"之说有事实根据，令人信服。那么，羲之书法所以"善"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？那就是专心致志，勤学苦练的结果，而不是天生的。至此，原因，在于缺乏勤奋精神，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。最后，又循意生发，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，指出"深造道德"，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．就这样，正面立论，反面申说，循意生发，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。然而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。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，文章再度转入议论："推王君之心．岂爱人之善，虽一能不以废，而因以及乎其迹邪？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？"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，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．接着，又随物赋意，推而广之，进一步议论道："夫人之有一能，而使后人尚之如此，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，被于来世者何如哉。"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，推及到"仁人庄士"的教化、德行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"一能“，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，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。曾巩是"正统派"古文家，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，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。在宋代以"记"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，象《墨池记》这样以记为附，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。《醉翁亭记》的思想意脉是"醉翁之意不在酒“，"在乎山水之间也“。但这种"意“，不是靠发"议"表？达出来的，而是随着山水相映、朝暮变比、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；《岳阳楼记》的重心不在记楼，在于敞露个人"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"的襟怀，在抒情方式上，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，因而文章铺排笔墨，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．而《墨池记》用于记"池"的文字较少，议论文字却很多。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，而是记事、议论错杂使用，浑然一体。尽管议多于记，却无断线风韵，游离意脉之弊，读来觉得自然天成。可以说《墨池记》脱尽了他人窠臼，辟出了自家蹊径。

辞赋精选 , 状物 , 写人 , 寓理

蹇叔哭师

译注赏

先秦左丘明

冬，晋文公卒。庚(gēng)辰，将殡(bìn)于曲沃。出绛，柩(jiù)有声如牛。卜偃(yǎn)使大夫拜，曰：“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，击之，必大捷焉。”

古文观止 , 历史 , 故事 , 寓理

臧哀伯谏纳郜鼎

译注赏

先秦左丘明

夏四月，取郜(ɡào)大鼎(dǐng)于宋，纳于大(tài)庙，非礼也。

夏四月，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，放进太庙，这是不符合礼仪的。臧哀伯谏曰：“君人者，将昭德塞违，以临照百官；犹惧或失之，故昭令德以示子孙。是以清庙茅屋，大路越席，大羹不致，粢食不凿，昭其俭也；衮冕黻珽，带裳幅舄，衡紞纮綖，昭其度也；藻率鞞鞛，鞶厉游缨，昭其数也；火龙黼黻，昭其文也；五色比象，昭其物也；钖鸾和铃，昭其声也；三辰旂旗，昭其明也。

夫德，俭而有度，登降有数。文物以纪之，声明以发之，以临照百官，百官于是乎戒惧，而不敢易纪律。今灭德立违，而置其赂(lù)器于大庙，以明示百官。百官象之，其又何诛焉？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；官之失德，宠赂章也。郜鼎在庙，章孰甚焉？武王克商，迁九鼎于雒(luò)邑(yì)，义士犹或非之，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。其若之何？”公不听。

臧哀伯谏曰：“君人者，将昭德塞违，以临照百官；犹惧或失之，故昭令德以示子孙。是以清庙茅屋，大路越席，大羹不致，粢食不凿，昭其俭也；衮冕黻珽，带裳幅舄，衡紞纮綖，昭其度也；藻率鞞鞛，鞶厉游缨，昭其数也；火龙黼黻，昭其文也；五色比象，昭其物也；钖鸾和铃，昭其声也；三辰旂旗，昭其明也。《臧哀伯谏纳郜鼎》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”并“纳于大庙”这件事的“非礼”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是礼呢？礼的范畴极其广泛，内容极其复杂，但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本书《郑庄公戒饬守臣》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：“礼，经国家，定社稷，序人民，利后嗣者也。”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，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、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，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。所以，删改《春秋》的孔夫子才说：“不学礼，无以立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；君子“约之以礼”《论语·雍也》）；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；“为国以礼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；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；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……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，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，向他“发表”这篇谏辞了；也就不难理解《臧哀伯谏纳郜鼎》一开始就说，鲁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，纳于大庙，非礼也”了。臧哀伯这篇谏辞，并不先说鲁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，纳于大庙”这件事如何不对，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，首先提出“君人者”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“昭德塞违，以临照百官”；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，连用七个排比句，从七个方面，即“昭其俭”、“昭其度”、“昭其数”、“昭其文”、“昭其物”、“昭其声”、“昭其明”，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；然后，话锋一转，才落到桓公“纳郜鼎”这件“灭德立违”的事情上来。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，还用周武王克商后“迁九鼎于雒邑”招来“义士”非议的历史教训，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“灭德立违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。这篇谏辞如此行文，不仅条理清楚，层次分明，结构谨严，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，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。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，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，那也是行文的需要，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。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，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，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。因此，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，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，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，去感悟，抛弃其“封建性糟粕”，吸取其“民主性精华”。可以肯定地说，“君人者，将昭德塞违，以临照百官”，“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；官之失德，宠赂章也”云云，直到今天，其“合理内核”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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臧哀伯谏纳郜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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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秦左丘明

夏四月，取郜(ɡào)大鼎(dǐng)于宋，纳于大(tài)庙，非礼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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蹇叔哭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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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秦左丘明

冬，晋文公卒。庚(gēng)辰，将殡(bìn)于曲沃。出绛，柩(jiù)有声如牛。卜偃(yǎn)使大夫拜，曰：“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，击之，必大捷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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